社会影响

第二届中日国际学术交流会|胡澎:智慧赋能:超大城市北京的社会治理创新——兼与日本社会治理的比较


2024年10月15日,第二届上海财经大学、日本一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三方合作学术会议在上海财经大学凤凰楼302会议室举行,本届会议主题为“大数据背景下的公共治理”。大数据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深刻地影响着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公共治理建设面临新任务、新挑战。在本次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重要性,探索大数据在公共治理中的应用模式和方法,提升公共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等问题展开了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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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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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赋能:超大城市北京的社会治理创新

——兼与日本社会治理的比较



   胡澎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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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快速进步和治理理念的不断创新,北京在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下面将通过对北京这个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历程进行分析,结合日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全面地比较中日两国在社会治理上的异同,为提升北京乃至全中国的社会治理水平提供参考。

首先简要介绍中国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演变历程,展示不同阶段中国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特点。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的政府管控阶段。这一时期以计划管理为主。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事务进行全面管理。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与社会的双重管控阶段。这一时期,学术界关注并讨论“治理”、“治理理论”、“善治”、“全球治理”等概念。1998年的一系列职能机构改革,使政府职能更加细化。与此同时,村民委员会也开始引入民主选举。社会治理逐步向市场化转变,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作用增强。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至今的社会治理快速发展阶段。政府更加注重法治化和规范化管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标志着社会治理进入了法治化、制度化的新时代。这是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治理”理念,将治理与现代化相结合,提供了对现代化理解的新视角。

中国的社会治理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社会治理理念从传统的管控模式向服务型治理转型,聚焦民众的需求与福祉,致力于提供更高质量、更为高效的公共服务体验。其次,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从单一的政府主导,逐步扩展为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形成了共同参与、合作共治的新局面。再者,政府日益重视信息的公开透明。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以及高科技手段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的飞速发展,这些先进工具正被逐步融入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为治理现代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

北京作为超大都市有超过2000万常住人口,加之庞大的外来与流动人口群体。北京在迈向更高水平社会治理的道路上,直面一系列复杂而紧迫的挑战,例如:人口的迅速膨胀对资源环境构严峻考验;社会结构多元化趋势导致利益格局复杂化,不同社群间利益诉求与矛盾冲突日益凸显;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人口老龄化趋势给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等等。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北京市政府近年来在社会治理领域探索并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主要亮点有:

一是网格化管理模式。该模式将社会治理任务细化至每一个网格单元,由专门的网格员负责执行与监督。无论是非法建筑垃圾倾倒、道路维护需求,还是其他社区问题,网格员都能迅速响应并上报。其次是“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创新协作机制。街道或乡镇一旦发现问题,即可通过“吹哨”方式,即时召集相关部门到场协同解决。此机制极大增强了政府部门间的协同作战能力,有效破解了以往存在的职责不清、相互推诿问题,显著提升了应急响应速度。再次,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成为北京市民解决问题的关键渠道。该热线集成了市长信箱、短信、手机APP等多种反馈方式,全天候接受市民咨询、投诉与举报。市民反映的问题均能在24小时内获得反馈。这一机制不仅大幅提升了市民满意度,也进一步巩固了政府的公信力。除此之外,北京还推出了“市民议事厅”、“市民对话一把手”等公众参与平台,以及积极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社会治理更加精细化、智能化。

作为近邻,中日两国在某些社会问题上的相似性为我们提供了相互借鉴的宝贵机会,日本在市民组织的发展与多元协作机制建设上展现出了显著成效,为中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日本社会深刻认识到社会组织在紧急响应。随着1998年NPO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日本的非营利组织(NPO)与非政府组织(NGO)迎来了蓬勃发展,广泛涉足教育、环境保护、养老服务、社区建设等多个关键领域,不仅有效减轻了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负担,更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了积极角色。日本社会治理模式的另一大亮点是强调多元协作,政府、企业、市民组织、居民及志愿者共同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来。日本通过法律先行,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鼓励居民深度参与社区事务,从而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与合作关系。这种合作不仅有效缓解了公共服务压力,还显著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整体效率与满意度。

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两者之间的差异与特点。互学互鉴,共同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社会治理之道,加强中日两国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交流合作,可以为中国城市治理带来宝贵的启示与经验,为两国乃至全球的社会治理贡献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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