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日国际学术交流会|张建立：文化在公共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2024年10月15日，第二届上海财经大学、日本一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三方合作学术会议在上海财经大学凤凰楼302会议室举行，本届会议主题为“大数据背景下的公共治理”。大数据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深刻地影响着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公共治理建设面临新任务、新挑战。在本次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重要性，探索大数据在公共治理中的应用模式和方法，提升公共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等问题展开了交流讨论。

任何一个好的社会与文明，都离不开好的文化作为公共治理的社会意识基础。然而在当前的公共治理领域中，研究者和实践者往往都是更关注制度和技术的作用。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对制度和技术的作用强调更甚。制度和技术确实是当前公共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大大提升了公共资源的整合能力与利用效率。当前的讨论主题“大数据背景下的公共治理研究”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大数据在提升公共管理效率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技术手段，社会治理者可以更加精准地掌握和分配公共资源。制度则主要是通过对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约束，在公共治理中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制度和技术本身是没有主体性的，它们只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和框架。制度和技术是无主体性的意味着它们本身并不能主动控制或决定社会发展，而是必须由人类来掌控和使用。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等技术尚未发展到能够主导人类行为的程度。当然，这里存在一个潜在的担忧：如果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到可以统治人类的阶段，那么公共治理的现状可能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研究公共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文化又能在其中哪个方面发挥作用呢？公共治理不仅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还需要适度调控和抑制某些需求，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举例来说，交通规则的设定就是为了在满足个人需求和维护公共秩序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的交通规则是右侧通行，而日本是左侧通行，这些差异都受到了各自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影响。文化能够为社会提供一个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体系，能够引导技术和制度的发展方向。

关于人类的基本需求，心理学和文化学都进行了大量研究，比如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心理文化学将人类的基本需求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安全，一类是地位，一类是社交，这三大类需求又进一步被分为生物性需求、社会性需求和情感性需求。下面从安全需求的角度出发，探讨大数据技术如何在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安全的第一个层次是生物性，只有先保证生命体的存在，才能谈需求，生物性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大数据在生物性安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更好地监控疫情的发展，有力地保障了生物性安全。社会性安全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生存的安全感。例如，当人们乘坐飞机时，航空公司的准时到达率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这一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得以实时更新，使得乘客可以根据航班的准点率决定是否购买机票。这一过程提升了社会性安全感，保证了人们能够安心出行。情感性安全涉及到个体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大数据技术在这一领域的应用稍显复杂。当然，现代技术的发展似乎正在让情感性安全的保障成为可能。例如，通过对人们面部表情、语音语调的分析，大数据技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个体的情感状态。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大数据在确保人的生物性安全和社会性安全方面做得已经足够好，但在情感性安全方面的作用仍然不是特别明确。

文化在人类的情感性安全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文化有许多种定义，广义上可以将文化定义为物质、制度和精神，包含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主要将文化界定为是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会引导和控制人们的行为方式，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由于文化是不通的，那么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化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实际例子来说明。在中国，居民身份证是每个公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证件。它不仅用于身份验证，还用于购票、银行开户、购物等日常事务。居民身份证自推出以来，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接受，公民对其功能和便捷性也表现出较高的认可度。而在日本，类似的功能由个人保险证（MY NUMBER CARD）来承担。然而，个人保险证在日本的推广却遭遇了较大的阻力，特别是在安倍政府提议废除纸质版身份证时，反对声此起彼伏。日本民众对于将个人信息全面电子化的态度非常谨慎，尤其是年长群体和部分知识分子对此持怀疑态度。

南日本健康研究实验室代表森田洋之指出，个人保险证有三大缺点，且目前弊大于利。首先是个人保险证“无法应对灾害和通信故障”的问题。在受灾、停电等情况下，机器停止运转，医疗机构无法查询保险证编号。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和患者都会遇到麻烦。虽然在中国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但由于日本遭受自然灾害的概率更加频繁，停电的情况较为常见，这一问题在日本尤为突出。个人保险证的第二个缺点是“无法实现电子病历统一化”。日本政府主张通过数字化，如导入个人保险证等，在医院和药店共享药物信息，在医院之间共享电子病历等信息，为国民的健康管理做出贡献。但这在日本几乎无法实现，电子病历至今仍然通过CD盘来交换。CD盘仍然是日本的医院之间信息交换的主流方式，医院将患者的CT图像、MRI图像等与浏览软件一起导入，而采血、血压、药剂数据等信息以PDF文件的形式导入CD盘。尽管互联网已经普及并实现远程化，但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信息共享却少之又少。医院不通过网络共享数据的原因多样，虽然也存在“防止个人信息通过网络泄露”的安全问题，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由于“数据格式不统一”而无法共享。医院、诊所的电子病历系统是由多个公司按照不同的规格制作的，每家公司对CT图像的文件处理方法和采血数据的文件处理方法完全不同，因此即使直接发送数据，也可能无法读取。电子病历是近二十年来引进的，现在几乎所有的医院都配备了电子病历，但目前的情况是电子病历的格式仍然不统一。即便替换为个人保险证，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医院之间无法共享电子病历信息的情况恐怕会暂时持续。当然，有些国家的电子病历格式是统一的，所以统一格式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这样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建立宏大的系统，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最后是“政府缺乏公信力”的问题。对于个人保险证，乃至整个个人编号制度来说，将银行账户和保险证号码等各种个人信息与个人编号相关联，关系到国家对国民生活的统一管理。日本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许多人担心政府可能通过电子身份证系统对个人进行过度监控，这种不信任使得个人保险证的推行更加困难。此外，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日本还出现了很多使用个人保险证的诈骗事件。相比之下，中国居民对身份证的广泛使用早已习以为常，尽管也存在少量的伪造身份证犯罪，但整体而言，中国居民对身份证的使用表现出较高的接受度。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中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代沟问题很严重。互联网元年已经过去了近30年，但部分老年人至今仍不愿意使用网络，也无法注册个人编号卡，这时常引起公愤。政府试图废除纸质保险证，将其功能编入个人保险证，但老年人或将因为无法转移保险证而感到困扰。新一代年轻人因医疗和护理负担加剧而产生的愤怒情绪在网上高涨。政府甚至能预见到，对老年人等“信息弱者”的同情和共鸣的舆论不会高涨，相反，仇恨和敌对情绪会加剧。最后，日本国家公务员的个人保险证使用率很低，这也十分不利于个人保险证的推广。

在中国居民身份证和日本个人保险证的使用上的差异反映了文化在公共治理中的重要性。在推进公共政策时，文化背景会直接影响制度的推行效果。技术和制度本身并不能单独解决所有问题，必须与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有效的公共治理。从技术和制度的局限性来看，文化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不仅仅是辅助性的，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个道德框架，决定了技术和制度的应用范围。在当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不断反思技术的局限性，并重新审视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通过学术交流平台，两国可以互相借鉴经验，共同探讨文化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通过文化的互通，我们能够为东亚乃至世界提供更丰富的治理经验和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