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刘小川执行院长就积极财政“局部刺激”接受《证券市场周刊》采访

全球经济在2020年一季度因疫情冲击举步维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尽管各国疫情扩散和防控的进度有差别，但宏观政策的进度都是相似的：在货币政策先行加大货币投放力度以缓和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之后，财政政策已经准备入场。

我院执行院长刘小川在接受《证券市场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受到疫情影响之后，美国企业也面临停工停产，且相当大的比例是采取无薪休假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职工是拿不到工资的。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不高，中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在工资停发之后就会出现问题。“可见，美国财政资金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劳动力市场动荡以及中小企业破产，避免冲击造成社会动荡，同时也是为了给2020年的总统大选形成相对良好的环境，所以这份计划对个人和企业进行了大力度的直接补贴以及应急贷款。”

刘小川认为，未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发力点应当主要是考虑如何扩大内需，拉动就业，助力制造业企业恢复出口能力。

在财政赤字方面，他指出，如果按照财政乘数3倍的效应来估算，能带动的总需求也就是3万亿元，相比2019年名义GDP99万亿元而言，也就是弥补0.3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而实际上，还有市场研究机构估算中国的财政乘数效应小于3倍。

对照2009年时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相对于GDP的规模和效果，他估算现在中国经济的体量需要15万亿元左右的总需求扩张计划才能达到，那么根据财政乘数换算那也是远高于1万亿元的赤字增量，但是这样做肯定会产生巨大的后遗症，尤其是金融风险。因此政策部门也需要吸取2009年的教训，不能盲目地将财政资金投向那些缺乏社会经济综合效益或是重复建设的项目，以及让显然缺少偿债能力的主体去举债。

“最后可能的结果是，1万亿元的新增赤字如果不足以刺激经济，那就需要增加发行地方专项债，而这部分主要是对应于投资。”刘小川说，“根据目前的形势看，政府债券增长的额度可能是要从调控目标来倒推，也就是尽量保证企业能够正常开工和稳住就业，而不能在特殊时期一味地力求收支平衡。同时，稳健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灵活适度，就意味着金融部门    需要配合政府债券的发行以及企业融资，包括企业发债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他表示，目前来看，疫情好比是车辆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踩刹车，在排除路障后就可以恢复行驶，而不是像2008年金融危机时车坏了。“金融危机是经济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调和之后产生的，需求的基础出了问题。目前疫情没有对中国经济的内需和产业的业态产生根本的冲击。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加快复工，这也是中国未来能够采取扩大需求措施的重要前提。”

在财政政策方面，刘小川认为，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以及中央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来看，这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减收增支举措预计会更有针对性地投向受到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部门，以及对抗疫情、拉动就业贡献最大的部门。“无论是做基建投资，做物联网，还是支持贫困户，应当让资金使用落到实处。也就是说，更应该局部发力，不能搞成普惠制。”

他表示，采取这些措施一方面是为了救助中小企业，满足其采购原材料来开工和发放工资的基本需求，稳定就业，另一方面也为保持中国的微观经济的供给能力，在海外疫情控制住之后能够较快地填补国际市场上的供给空白，满足外需。“在这次疫情期间，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链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疫情之后其生产也难以很快恢复，这部分的替代需求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机会。”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经济受到冲击的前提下，全民要有过紧日子的意识。例如这时候财政预算下工资支出的增长要适度，居民超出承受能力的消费要有所控制，科研经费也要提高使用效率。”刘小川说。

刘小川提到财政资金的决策和调拨环节需要精简提速，“可能是因为资金立项决策速度不够；也有可能是中央立了预算，但钱还没有来得及拨下去；或者是拨下去了，但还没有到达地方这一层；又或者资金到了地方财政这一层，但是地方行政没有及时将资金给到最终使用的部门。”

对于疫情中出现的一些引发社会关注的问题，刘小川认为，这是现行预算制度框架导致的冲突。“比如对医护人员的补贴发放，因为每一个公立医院都是事业单位，其支出标准是有规定的，目前遇到疫情就需要突破这些规定。医护人员的补贴，按照预算标准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单位财务操作上可能会有障碍。”另外，和疫情相关的部分财政拨款目前是在中央转移支付制度下提前拨付来实现的，并且由谁安排、如何定结构是在行政框架下来做，难免会与《预算法》的法治要求相抵触。

刘小川表示，对于突发性事件，要采取超常规的政策手段来应对。“建议全国人大研究制定应急预算法案，以应对公共卫生、战争、自然灾害等方面的重大突发事件，或者至少是由财政部出台一项关于紧急预算管理的行政规章，平衡应急管理和预算法治。”